很多人都不了解西汉名士晁错的事情,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。

  汉景帝即位后,深受信任的晁错很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,开始全力推行他的改革主张。他从“削藩”入手,“更令三十章”,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法规。他首先拿汉王朝最大的祸患———吴国开刀,削掉了吴的会稽郡和豫章郡;之后,又把矛头指向其他诸侯国:楚王戊在太后服丧期间被削去其江海郡、薛郡,胶西王因卖爵犯奸被削去六县,赵王遂也因过被削去常山郡。此举一出,便引起了各诸侯国的恐慌,终于在景帝前三年春爆发了以“诛晁错”为旗号的“七国之乱”。

  汉景帝误判当时的形势,将晁错腰斩,致使晁错在改革尚未全面铺开之时就被屈杀、抱恨而终。“削藩”成了“七国之乱”的导火线,同时也给晁错招来了杀身之祸。传统观点认为,“七国之乱”爆发后,景帝为使吴楚等国没有反叛的借口而腰斩了晁错。此说有一定的道理,但并不全面。晁错被杀的根本原因在于:他无视三公九卿制度,与满朝文武形成尖锐的矛盾;晁错提出的削藩策,违背了祖制,客观上离间了刘氏宗亲;吴楚兴兵后,晁错未能提出有效的平叛方案,反而趁机攻击政敌。

  一、晁错与众大臣之间矛盾深刻

  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《晁错传》中都说晁错“峭直刻深”,就是严厉、刚直和苛刻,这说明晁错性格耿直、不圆滑。这一点从晁错与朝廷大臣的关系上便可略见一斑。《史记·晁错传》中记载:文帝时,晁错“以其辩得幸太子,太子家号曰‘智囊’……当是时,太子善错计策,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”。晁错受到时为太子的景帝的欣赏,却与袁盎和其他大臣们并不和睦。景帝即位后,晁错被任命为内史,“数请间言事”,经常单独跟景帝阐述自己的主张,而景帝对晁错非常信任,对他的建议也多是言听计从。受到皇帝宠幸的晁错一点都不低调,张扬地实施自己的变法主张,“法令多所更定”。

  晁错的贵幸和张扬更加引起大臣们的嫉恨。晁错提出更改法令时,当时的丞相申屠嘉不同意,但是景帝没有接受申屠嘉的意见,申屠嘉“疾错”。后来申屠嘉以晁错的一个小过错劾奏景帝,要求把晁错“下廷尉诛”,景帝没有接受劾奏,申屠嘉气得“呕血而死”。申屠嘉死后,“错以此愈贵”。晁错的愈发贵幸,也引起了更多大臣们的嫉恨。袁盎向景帝建议杀晁错以平息叛乱时,景帝并没有立即同意。但后来,丞相陶青、中尉陈嘉和廷尉张欧联名劾奏晁错让景帝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师,是“大逆无道”,应该“腰斩,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当弃世”。这次景帝在奏章后批复了“可”字,表示同意。从袁盎、申屠嘉、陶青、陈嘉、张欧等人对晁错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度上,也可以看出晁错处事的刚硬、冷峻和不圆滑。

  二、晁错提出的削藩策违背祖制

  申屠嘉去世后,晁错为御史大夫,拟施行削藩之策,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违背祖制之举,不仅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,诸侯亦反响强烈,并直接导致七国起兵。因此晁错被推向了风口浪尖。刘邦定都关中之后,其头等大事就是在制度设计上要确保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,他认为,秦未实行分封制是导致其速亡的重要原因。因此在立郡县的同时大封同姓王:“汉兴之初,海内新定,同姓寡少,惩戒亡秦孤立之败,于是剖裂疆土,立二等之爵。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,大启九国。”与此同时,刘邦亦积极防范诸侯王反叛,以确保政权的稳固。

  晁错曾经向文帝建议削藩,且方式激进,文帝未采纳。景帝即位后,晁错再次建言削藩,并认为宜尽快施行:“今削之亦反,不削之亦反。削之,其反亟,祸小;不削,反迟,祸大。”景帝于是召集宗室公卿商议,众公卿“莫敢难,独窦婴争之,繇此与错有隙”。尽管窦婴激烈反对,但晁错在景帝的支持下,仍强推削藩政令。吴王于是趁机联合其他诸侯王,云:“以汉有贼臣,无功天下,侵夺诸侯地,使吏劾击讯治,以僇辱之为故,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,绝先帝功臣,进任奸宄,诖乱天下,欲危社稷。陛下多病志失,不能省察。欲举兵诛之,谨闻教。”晁错的削藩策不仅遭到诸侯王的反对,其父也认为不妥,曰:“上初即位,公为政用事,侵削诸侯,别疏人骨肉,人口议多怨公者,何也?”可见祖宗之法已深入人心,而晁错却强推削藩策,吴楚等国因此发动了叛乱。

  三、晁错应对叛乱不力

  吴王反叛后,其他诸侯王亦迅速响应:“膠西正月丙午诛汉使二千石以下,膠东、菑川、济南、楚、赵亦然,遂发兵西。”东南各民族也参与反叛的行列,一时形势十分危急。消息传到京城后,晁错却竭力排除异己:“吴楚反,闻,晁错谓丞史曰:‘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,专为蔽匿,言不反。今果反,欲请治盎宜知计谋。’丞史曰:‘事未发,治之有绝。今兵西向,治之何益!且袁盎不宜有谋。’晁错犹与未决。”袁盎得知此事,便与窦婴商议,向景帝进言斩杀晁错。司马迁认为,晁错在关键时候应对不当,即“诸侯发难,不急匡救,欲报私仇,反以亡躯”

  景帝即“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,往击吴楚;遣曲周侯郦寄击赵;将军栾布击齐;大将军窦婴屯荥阳,监齐赵兵”,然而“兵未发,窦婴未行,言故吴相袁盎”。景帝希望依靠众大臣平叛,必须先取得众大臣们的支持,故采纳了窦婴建议,诏见袁盎。《汉书》云:“会窦婴言爰盎,诏召入见,上方与错调兵食。上问盎曰:“君尝为吴相,知田禄伯为人乎?今吴楚反,于公意何如?”对曰:“不足忧也,今破矣。”上曰:“吴王即山铸钱,煮海为盐,诱天下豪杰,白头举事,此其计不百全,岂发乎?何以言其无能为也?”……上问曰:“计安出?”盎对曰:“愿屏左右。”上屏人,独错在。盎曰:“臣所言,人臣不得知。”乃屏错。错趋避东厢,甚恨。上卒问盎,对曰:“吴楚相遗书,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,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,削夺之地,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,复故地而罢……

  袁盎觐见前,晁错与景帝商议调配兵粮,并建议“令上自将兵,而身居守”。苏轼认为:“使错自将而击吴楚,未必无功。唯其欲自固其身,而天子不悦,奸臣得以乘其隙。错之所以自全者,乃其所以自祸欤!”苏轼没有看到晁错并无领军的能力,更无法指挥文臣武将,但苏轼看到了晁错的不当之处,即“欲自固其身”,使“天子不悦”。叛乱发生后,景帝希望依靠窦婴等大臣领兵平叛,而晁错却将景帝推上前线,自己则居守关中指挥,这实际上是在让天子冒险。此外,此时晁错已与其他大臣水火不容,却仍坐镇后方,无异于自掘坟墓。由此可见,晁错根本没有平叛的周密计划,更无平叛的实际能力。景帝已意识到,不诛杀晁错势难平息众怒,故发出了“顾诚何如,吾不爱一人谢天下”的感叹。景帝决定杀掉晁错,即使七国未能就此罢兵,至少也会失去反叛的正当理由。同时可以重新取得袁盎、窦婴等大臣的信任。实际上,袁盎的计策也是窦婴、周亚夫等人的意愿。

  四、成也景帝,败也景帝

  作为“削藩”改革总导演的汉景帝在关键时刻改革立场的动摇是改革失败、晁错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史载,景帝为太子时,晁错担任太子家令,号称“智囊”,为景帝顺利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,被景帝尊为老师。在晁错改革思想的影响下,景帝即位之初也很想有一番作为,不想当守成皇帝,要做开拓君王。因此,他一即位就马上任命晁错为内史,旋即提升为御史大夫,对晁错信任有加、言听计从,“错数请间言辄听,幸倾九卿,法令多所更定”。

  但是,汉景帝实在是一个稳健、胆小、优柔寡断、毫无主见而又薄情寡义的皇帝。当削藩的导火线直接引发了“七国之乱”、直接威胁到皇权的稳固时,汉景帝六神无主、手忙脚乱,错误地估计了形势,听信谗言,完全动摇了支持晁错改革的信念,直至彻底抛弃晁错,企图与诸侯妥协。当晁错的政敌袁盎进谗言“诛晁错”时,景帝无可奈何地讲:“顾诚何如,吾不爱一人谢天下”,意思是,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吧,假如诸侯反叛只是要诛杀晁错就可罢兵,那么我为了向天下谢罪决不吝惜一个晁错!从中可以看出,晁错实已成了景帝向诸侯妥协的替罪羊。什么师生之情、君臣之义,对于其皇位来讲又何足道哉!

  事实上,七国的反叛蓄谋已久,“诛晁错”只是借口而已,轻信袁盎的谎话实在是幼稚之极!事后景帝向参加平定“七国之乱”的邓公询问诛杀晁错后叛国的反应时,邓公对汉景帝讲了如下一段话:“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,故请削之,以尊京师,万世之利也。计划始行,卒受大戮,内杜忠臣之口,外为诸侯报仇,臣窃为陛下不取也”。汉景帝至此才幡然悔悟,“喟然长息曰:`吾亦恨之,”,但为时晚矣!假如汉景帝立场坚定地支持晁错放手改革下去,也许会彻底改写汉代的历史,使汉景帝提前成为开拓型皇帝,拥有汉武帝的文治武功,可惜的是,深受“无为”思想束缚的汉景帝到底不是汉武帝!

  综上所述,景帝诛杀晁错,既有使吴楚失去反叛借口的用意,同时还有其深层原因。晁错无视三公九卿制度,引起了朝中大臣的集体反对;其削藩策,尽管有利于国家,但其方式方法不当,急躁冒进,不切实际,进而使吴楚等国有了反叛的理由;当吴楚等国发动叛乱之后,晁错又始终未能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,更引起朝臣的不满;汉景帝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。总之,一切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晁错身上,所以斩杀晁错,似已在“情理之中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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